温故一九四二

08 Feb 2017

##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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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年代,遥远到如果不借助文字或者图片都无法去想象的年代。那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进入最重要的时期。自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一九四二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颗粒无收的千百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书中借助口述和史料展示了在这场灾难面前人民的无助,官方的冷漠(蒋介石),人性的弱点……饥饿的灾民吃树皮吃草根吃泥土甚至吃人,在生存面前,吃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东西,都只为了活下去。这一场历史上的饥荒,如果不是作者通过文字展现出来,我们都无从知晓,如果不是作者的采访,甚至连亲历饥荒而幸存的当事人们都快要忘记那个年代。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遗忘,总是容易被人美化,所以作者用了“温故”,温故才能知新。三百万人在当时占据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一九四三年三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一九四二年八至九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战局和政治上的危机才是他关注的重点,日本人、共产党、美国人、同盟军……这些关乎未来政治方向的因素才是他考虑的重点,至于饿死人,相比壮丽的山河,那就不值一提。

我能听到甚至感知的到是二十多年后的另一场饥荒,稍小的时候,每次饭没吃干净父辈祖辈都会将那个他们亲身经历刻骨铭心的饥荒时代重述一遍,于是,我的脑海里都有了很强的画面感。时父亲两三岁,为了活命,吃玉米杆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那个年代为了填饱肚子吃过的东西甚至给父亲的心理留下的阴影,直到现在,父亲在任何场合都拒绝吃胡萝卜和有胡萝卜的菜,那种独特的味道对他来说不是吸引,是一种折磨,一种勾起痛苦回忆的折磨。不对,跑题了,穿越了,还是回来说一九四二。

书中除了大量震撼甚至催人泪下的文字以外,还有那个年代得于保留下来弥足珍贵的图片,透过图片,那一张张鲜活却没有神气的脸庞直达心底,空洞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无助。应该感谢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大公报》、刘震云,有了他们,有了文字,才知道,历史或许还有你我不知道未了解难于想象的另一面。

在书中,刘震云有这样两段掷地有声的话:“日本人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另一段:“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人的皇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有什么不可以买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指蒋介石)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这段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站在同胞或者站在河南人的角度,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我却认为,刘震云书中所要展示的是,当人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更多的人会选择生存,作者只不过陈述了这个事实而已。

我们今天看历史,总是由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构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还原历史的原貌,因此,你所站立的角度就变得很关键,你的角度决定了你所看到的历史。关于河南人帮日本人这一点,刘震云想要说的是,在大义和生存面前,绝大部分人会选择生存,这是人性。引用网友押沙龙的观点:“我们的祖先在蒙古征服后作为下等人苟活了下来;在满清入关后留起辫子苟活了下来;抗战时很多河南人靠日本人运来的粮食苟活了下来。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说了这个隐晦的事实,很多人肯定不舒服,但可谁说作家的职责就是让读者舒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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